很早的时候，庐山有一个著名的禅宗叫白莲社，由一位大学者法师主持。固执的法师曾立誓终生不走过某一座桥——这，真不是说说而已的戒律。一天，这位法师请来了大诗人陶渊明和另一位道家朋友一起喝酒，因为太尽兴忘形了，等法师送客人回家时，三个人竟不知不觉都走过了桥。

    今天，一贯固执已见不屑于举办作品展览的徐祖蕃先生、杨国光先生，携着耄耋之年的王永德先生，也一起走过黄河上沧桑弥新的铁桥，来到初创未名的北岸艺术馆，举办“三老游艺”书画联展。他们：王永德，年83岁；徐祖蕃，年72岁；杨国光，年70岁。

    李约瑟说：“对古代中国人来说，时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参数或一连串均匀一致的时刻，而是被分为具体的季节以及季节的再划分。”因为如此，因为对感性生命的释然，因为对生命过程滋生化育的坦荡，三位可敬可爱的老艺术家全然没有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垂暮之态，他们的生命之相依旧炳然如初，他们：新者自新，旧者自旧；知新不新，知旧不旧；洗尽繁华，野风吹放。

    像王永德、徐祖蕃、杨国光这样的前辈，全然在我们摊开手掌的可数可赞之内：德高望重，于他们并非虚饰；艺品精妙，于他们并非夸词。他们的作品，铭记着岁月的悲欣交集，袒露着求道的心性情致，激荡着生命的振翅博击。所以，当他们的作品展陈于目时：岁值丁亥，时在初秋，大河奔流，北岸欢欣。

    展览以“游艺”定调，系化用孔子《论语·述而篇》中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”的旨意。当现代文明确立民主宪政、市场经济、科学探索三大支柱后，东西方交融绵续的各种艺术门类却始终以“真，善，美”屹立在人类的文明之列，闪烁着璀璨的光芒——“真，善，美”的递进和统合是艺术千古不移的《圣经》，它既是艺术的出发点，也是艺术直面人心的最终指向。

    但是，仅仅做到“真”就是何其难也！在“政治挂帅”的逼迫之下，在享乐主义的诱惑之下，曲学阿世，伺承颜色，卖弄华彩，颠倒黑白，哗众取宠竟成了许多艺术家的拿手好戏。中国艺术的近代时态和现代时态向来缺乏“智者不惑”、“勇者不惧”的抱持气质，“真”的站位往往屈从于权力的淫威，跪拜于金钱的奴役。


    所以，我们不能不感动于王永德、徐祖蕃、杨国光先生在强大异化力量——那种异化自我的独立思想、独立判断、独立言行的潮流性外力——前的固执和顽抗。岁历数十载风风雨雨，他们甘愿偏离主流，他们甘居另类异端，他们以一以贯之的决绝，在困苦坚危或者漫漶嘈杂的日子里，把自己置身于名利场外。他们在一个个本该坐上去的位子之外守真信仰，定真抱负，养真性情——他们，是曲路直行的觉悟人；他们，是我们这个城市知识分子中不屈不移卓然特立的风骨典型。

    所以，他们以“真”为本的内心世界和所作所为是大善的。善于他们，是生命沉湖中的安然，是秋江泛水的冷逸，是游侠于世的清傲。他们，是蛰伏于严寒冬日里的向善者；他们，是被挟裹在人欲横流大潮中的守善中；他们，也同样是担当道义而勇赴责任的行善者。在我们这个城市的文化记忆里，听不到涉及他们丑行劣迹的任何传言——这，是可以求证且无须求证的。

    所以，他们落定在至真至善基础之上的艺术已臻于大美。

    王永德先生早年在部队从事美术工作，曾与吕斯百、张阶平等人合作创作主题油画《瓦子街大捷》参加建军三十周年全军美展。工水墨山水，起于七十年代初，历三十余年，始有大成。奉“一手抓传统，一手抓生活”的信条，引历代名家之法为己用，览西北山河风貌为心相。画作以扎实沉稳的线条为骨，以淋漓酣畅的墨彩为肌，构成险奇，气势磅礴，当是甘肃山水画的名列前茅者。

    徐祖蕃先生早于1965年，即以汉简书法长卷入选中国现代书道展览（在日本东京等四城市展出），首开汉简书法的一时风气；之后，又融进敦煌写经的笔意独创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新书体，推进了汉简书体现代实践的深度和广度。在榜书方面，致力于表现“西北人的性格”，结体严谨，气势流变，大开大阖，美轮美奂，誉之为国内一流水平毫不为过。
   

 杨国光先生就读于西安美术学院学术最为隆盛之时，与著名画家崔振宽、杨力舟、王炎林、苗重安同出一脉，因学业优良留校任教，育出罗平安、王西京等画坛翘楚。于中西绘画多有涉猎，艺术思想明达通透，识见卓绝。著《杨国光素描速写艺术》，其传神写照的写实能力当代罕有。专擅水墨花鸟，笔墨素淡精妙，气息清逸恬然，列之于国内也属当之无愧的佼佼者之一。


    游艺于心，他们当下的心愿仅仅就是为了“好玩儿”。陈丹青说：“好玩”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，好玩的人懂得自嘲，懂得进退，他总是放松的，游戏的，豁达的；“好玩”，是人格乃至命运的庞大的余地、丰富的侧面、宽厚的背景。是的，诚如斯言。

    “大地平沈犹是妄，虚空粉碎未为禅，欲参最上真乘法，百尺竿头进步前。”我们由是寄望三位可敬可爱的老艺术家：游艺于心，了然于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