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期，兰州军区俱乐部书画室举办的《陕甘名家迎新春书画大展》展出了四十多位名家的近百幅精品佳作，从中大致可以窥见陕西、甘肃两省中国画创作的主流风貌。

展期内，两地的书画家和收藏人士从不同的角度品评了陕西、甘肃两省中国画创作的现状，实录简编如下。

月下听禅（化名，甘肃专业画家）：人们对陕西画家过于迷信，其实甘肃画家并不比陕西画家差——甘肃画家的审美取向更纯正，笔墨素养更合乎传统，而陕西画家的作品大都比较搞怪。再说了，陕西画家赖以立足的长安画派现在也不见有谁当回事了，长安画派事实上已经消亡了。

    雷望云（西安半庸堂画廊经理）：说陕西画家搞怪并不新鲜，上世纪六十年代赵望云、石鲁到北京办展览就被说成是“黑、野、乱、怪”——时隔四十多年，妄评之语一脉相承。有人说，长安画派就是从平凡中发现了美，表现了美，创造了美——而这，确乎算是长安画派最突出的特点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先生赵望云用画笔直面现实的先导实践，就不会有后来的梁黄胄，自然也就不会有你们甘肃的这个那个。长安画派的创始人赵望云、石鲁虽然死了，但长安画派的文化精神永远不会消亡。

田庄（陕西国画院专职画家）：通过展览看到的甘肃画家在技法层面都不错。以画论画，甘肃画家的整体水平并不见得比陕西差。其中，马西园先生的焦墨山水，杨国光、周兆颐先生的写意花鸟，王宏恩、张兴国的水墨人物，让人过目难忘。但是，甘肃画家总体显露出的文化意蕴比较单薄，这主要表现为文化气质的概念化和精神诉求的模式化——也就是说，为了崇高的目的去借用崇高的形式，或者为了朴素的目的去摹制朴素的语言，缺乏真正从自我出发的感受和表达张力。而这类作品的个性和风格往往是设计出来的，不太真实，容易雷同，没有生命力。

        魏翰邦（书法家、书法理论家）：甘肃书画家在文化层面确实差强人意。有些人总是在笔墨纸砚里转来转去，“青海高原的牦牛，一辈子只认一顶帐篷”，艺术思维的向度被局限在狭隘的技法层面，玩得再好充其量也就是个“高级匠人”；有些人喜欢引经据典，开口“心经”，闭口“论语”，但只是拿文化装点门面罢了。其实，看多少书并不是衡量画家文化层次的主要指标，书画家置身于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局度，书画家认识艺术规律的文脉和知识时态才是最重要的。

     杜元（画家）：我不觉得陕西、甘肃两地中国画的创作状态有多少可比性。两地的相同之处在于都重视继承传统，都有比较沉厚的文化底蕴。不同之处在于陕西画家的创作与本土文化、与自然环境、与人生情态的联系比较系统，比较连贯，比较和谐；而甘肃画家的这种联系则比较琐碎，比较皮相，比较生硬。自长安画派发端以来，陕西画坛人才辈出，究其根源便在于个体的创作追求自此有了较为一致的艺术理念，有了合乎风土方物的艺术气质。而没有根系依傍的甘肃画家，要么自闭于传统，要么自乱于时髦，独木难成林，独舟难泛海。
蒙子军（著名书画家）：甘肃也有很多好画家，但整体上和陕西还有差距。陕西画家的传承如绵绵瓜瓞，枝繁叶茂；而甘肃画家各宗其主，各烧其香，说好了是兼容并蓄，但单打独斗很难形成共同的创作追求和创作力量。

    杨国光（著名画家）：我生在甘肃，受业于陕西，对陕甘两地的画界比较熟悉。甘肃的历史文化传统和陕西有相似的地缘关系，艺术气质是相近的，也不缺少有大追求、有大想法的人才。但这些年来两地的文化生态是大相径庭的——陕西的文化生态要相对好一些。文化生态就是各种文化艺术门类生育发展的客观环境。这种环境，不是几个人不是几年就可以营造和改变的，需要很多人用很长时间去养。目前，甘肃画家还得向陕西画家学习，不要妄自尊大，不要讳疾忌医——因为学习的过程就是超越的过程，学习的心态正是强者的心态。

吴艳萍（兰州军区俱乐部书画室负责人）：我在筹办这个展览时得到了各位老师的无私帮助，马西园老人说这个展览把陕西、甘肃的名家聚拢在一起交流很有意义，很多老师、前辈也都表达了相似的意愿。作品并置，自然就有了比较，但比较不是为了排座次、争高低，而是为了碰撞出思想的火花，这也就合了孔子所说的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